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彭湃作为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的先驱，在党的百余年光辉发展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为该书撰写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给毛泽东和彭湃冠以“农民运动的王”称号。彭湃是一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一生行地主阶级的“叛逆”之事。他勇于挣脱世俗束缚，毅然走上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心怀大志，奔赴海外求学，回国后，投身革命，传播真理，掀起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热情，以实际行动感染农民，领导农民发动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被毛泽东称赞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农民运动领袖。

破指血书志救国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也是在这种相对优越的环境中，彭湃开始了对社会不公和人民苦难的关注。1917年春，他踏上了去日本留学的征程，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科。这段经历对他日后成为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和社会主义先驱产生了深远影响。彭湃选择这一专业，正如他所言，是为了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秉志改革。在早稻田大学，彭湃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当时十月革命爆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以及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彭湃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可以为他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留学期间，彭湃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学习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局势动荡，中国留学生纷纷投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彭湃怀着极大的义愤立即参与发起了留日学生的国耻纪念大会。大会上，日本警方对中国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彭湃不幸被打伤。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咬破手指，写下“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并将血书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极大鼓舞了家乡青年的爱国热情，他亦由此投身社会运动。

在早稻田，彭湃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这于他而言，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遂确立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生信仰的决心。他加入了进步教师和学生发起的“建设者同盟”，这一组织的宗旨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重点研究农民问题。彭湃参加了该组织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要求减租、保证农民耕种权利的一次法庭斗争，还参加了对佃农纠纷的实际调查。这些活动使他对农民的困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坚定了他要为农民争取权利和解放的决心。

彭湃在日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革命同志，他们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他们甚至还共同发起组织“赤心社”。这一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彭湃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进一步成熟。赤心社的宗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在赤心社的活动中，彭湃逐渐认识到人类的痛苦源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阶级分化，只有推翻这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解放全人类。而这些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使彭湃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认为：“出国留学，不是出来镀金，应下九牛二虎之力，学点顶用的东西，于国于民才会有益。”

可以说，彭湃留日期间，是他思想觉醒、信仰确立和行动实践的重要阶段，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革命人生观，更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背离家庭亲农民

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使彭湃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因此他公开主张破坏“现社会”和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制度。

1921年，彭湃从日本回到中国，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强烈的革命热情，他决定在家乡海丰县进行农民运动。1922年春天，彭湃秘密组织了“赤心小组”，出版《赤心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小诗：“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从那时起，彭湃即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积极融入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去。

这一年6月，彭湃亲自到海丰县赤山约农村宣传社会主义，并进行相关的农村实践调研活动。他刚去农村时，穿着白西装，戴着白通帽，显得温文尔雅但又格格不入，路上遇见的农民更是对他敬而远之。于是，他换上了粗布衣，头戴斗笠，说通俗易懂的语言，在农忙时的田间地头，在帮农民插秧种苗期间与他们话家常。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农民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湃哥”。瞿秋白在《纪念彭湃》一书中赞扬彭湃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经过深入农民中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和需求，彭湃意识到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问题以及思想的落后性。他们被地主剥削，生活困苦，但当时海陆丰的农民却普遍认为生活贫困的问题“是天命使然”，种田交租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他通过在龙山庙大榕树下与农民谈话、演讲，并通过耍魔术或播放留声机等方式吸引农民驻足参观，藉此用“耕田亏本”的具体计算，揭示农民痛苦的根源，宣传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的革命道理，让农民群众认识到导致他们穷苦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地主的剥削。

彭湃此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解放农民，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最初，他尝试通过合法手段进行土地改革，但由于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和国民党政府的压制，这些尝试屡遭失败。尽管如此，彭湃并未气馁，他深知，革命道路必然充满艰难险阻，但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他必须坚持下去。

在经历了初步的挫折后，彭湃决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他开始秘密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和发动，彭湃发现了5名思想进步较快的农友。7月，他与这5名觉悟农民在得趣书室一起宣誓，成立“六人农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之一。六人农会以“减租减息”为口号，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地主的剥削。他在深入农村、走访农户的过程中，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他们加入农会。仅两个月，六人农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海丰县农民运动的核心组织。10月21日，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农会不仅帮助农民减轻了租金和利息负担，还积极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

彭湃搞农民运动受到了家里人的百般阻挠，但他不为所动，因此，他的兄弟与他分了家。而后，彭湃当众烧毁了自己所有的田契，并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了！他带头“革了自家的命”，赢得了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他以自己的行动启发了农民，在农民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翌日，彭湃烧自家田契的义举传遍海陆丰，农民争先恐后加入农会。从此，彭湃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毅然走向了农民阶级。

全国农民运动的旗帜

随着形势的发展，海丰县总农会于1923年元旦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在他的组织下，农会领导农民向剥削阶级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斗争。7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当时的农会实际上已形成了“农村政权的雏形”。从此以后，以海陆丰为新起点的农运圣火，燃遍广东，扩展至全国。

1924年4月，彭湃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运动组织工作，并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参与创办了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担任历届农讲所的主要教员。农讲所不仅教授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传授实用技能和知识，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这些骨干回到各自的村庄后，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推动了农民运动在更广泛的地区开展。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也通过农讲所学员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由此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而农讲所的成功，也检验了彭湃的农民运动理论，肯定了它对中国农民运动的巨大作用。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彭湃组织了一系列农民运动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农民加入革命队伍，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还加强了农民的组织性和战斗力，为中国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农民运动面临新的挑战。彭湃坚定地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继续领导海丰县的农民运动。11月，他领导海丰和陆丰的农民，成功发动了海陆丰武装起义，推翻了当地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彭湃的农民政权思想得以付诸实践。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代表工农根本利益的真正的人民政权，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权。彭湃所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开创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纪元。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指出：“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彭湃的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斗争精神，积极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捍卫革命根据地。

1928年10月，由于工作需要，彭湃去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他在上海被反动派逮捕。彭湃在狱中也从未放弃斗争，坚持宣传革命思想，激励更多人加入革命队伍。最终，他在斗争中英勇牺牲。8月30日，彭湃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时不足33岁。

农民运动思想的先驱

彭湃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的农民运动事业。他所进行的农民运动实践、所提出的农民运动思想，都走在全国全党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都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的发展，却一直忽视开展农民运动。当党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并开始重视农运时，借鉴的正是彭湃在海陆丰地区进行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方法。长时间的调研，使彭湃对于农村中蕴藏的革命力量早有发现，他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深入调查和具体分析、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对农村革命力量的伟大发现和高度评价，在党内是最早的。至中共三大开幕，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农民运动的实践已整整一年，积累了大量的农民运动经验及策略方法，合理分析并定位了农民运动。同时，他写了很多宣传农民运动的文章，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到1925年底《海丰农民运动》写成之时，彭湃的农民运动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总结了海丰县的农民运动经验，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农民的革命性，源于他们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他还睿智地指出，因为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而且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所以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重视武装斗争，是彭湃农民运动思想坚持不懈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认识到，仅靠和平的方式无法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保卫和推进革命。因此，彭湃主张农民不仅要在经济上进行斗争，还要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斗争，通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力量，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他在严酷的斗争中得出了结论：农民非有武装不成。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24年8月，彭湃创建了广东省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支以农民自卫军名义建立的正规武装队伍，不仅保卫了农民的利益，也增强了农民的战斗意志和革命信心。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农民武装问题”尚未形成明晰认识时，彭湃已经在党内最早提出了武装农民的重要性及作用，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彭湃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他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土地的占有和分配不公。地主阶级通过高额地租和重重剥削，使农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彭湃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进行土地革命。通过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土地的公平分配，彻底解除农民的经济束缚，并由此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进而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他的农民运动思想把实现土地革命作为发展农民运动的直接目标。彭湃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思想，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立即付诸实现。他在海丰县通过农会组织动员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成功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随着1927年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减租早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已迫在眉睫。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其间，他主持制定的《没收土地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最早的两部土地改革法案之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首创性。其土地革命问题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减租斗争和土地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彭湃的革命生涯充满了光辉与斗争。他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领袖，带领海陆丰的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农民革命浪潮，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理论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他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湃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他的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作者 宋宇轩系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8期）

202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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